今天，台湾海峡发生6.2级地震。 不久之后，科学界也发生了一场“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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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报道，“11月，一对基因编辑婴儿露露和娜娜在中国健康出生。
这对双胞胎的基因经过改造，使他们在出生后能够自然抵抗艾滋病。
这是全球首个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编辑婴儿，也意味着中国在利用基因编辑技术预防疾病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突破。 ”
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业内热议。
这一成就背后的技术被称为基因编辑技术。 又被称为“基因魔剪”。
该技术的详细解释可以参考百度。 简单来说，这项技术能够以极高的准确度对基因组进行精确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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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可以引入或消除基因，甚至可以对基因组进行单碱基修饰。
据报道，研究人员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对受精卵中的CCR5基因进行了修改。
这是科学研究的一个突破。 通过这个工具，我们可以快速编辑基因以方便研究。
现在的很多基因疗法和细胞疗法背后也都有这种技术的影子。
数据显示，10%的北欧人口存在天然的CCR5基因缺失。
通过编辑CCR5基因，这些受精卵发育成体内基因发生永久性改变的婴儿。
婴儿一出生，身体就已经对艾滋病病毒产生了很强的“免疫力”。
只是这一次，这些变化不是来自自然突变，而是来自人类改造。
毫无疑问，这项研究是有争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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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物技术的角度来看超级人类科技，这是一个突破。 从伦理角度来看，这项研究只能用疯狂来形容。
我们准备好对人类进行基因改造了吗？
首先，从公开信息来看，这项研究确实经过了伦理备案和审查申请，并且获得了批准。
这项技术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了。 但现阶段，全世界的生物医学科学家不做，也不敢做。
仅仅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的风险和伦理问题，谁也无法预测这会带来什么危害？
那么，人类有资格决定这一点吗？ 答案是否定的。
其次，通过基因编辑，这两个婴儿的CCR5基因被永久改变。
确实，他们的身体可能对艾滋病病毒具有天然免疫力。
但它们的其他生理功能会改变吗？
不知道CCR5基因突变是否还会带来其他变化。 但我相信，一旦这些转基因“超级人类”变得普遍，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就会被淘汰。
科技，我们没有错过它给人类带来的好处，但请不要把它变成一种过错，至少现在是这样。
因为潘多拉魔盒一旦打开，我们就无法关闭它。
部分图文来自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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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自《我是科学家》·|
自从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何建奎宣布“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以来，人们的反应比以往科学界的任何公开事件都强烈和持久。 事件仍在持续发酵，新的热点不断涌现。 多领域科学家、中外参与科研管理的政府机构以及各学会纷纷谴责这种突破科研底线的行为。 媒体和评论家也大多持负面态度。
愤怒的谴责中夹杂着许多强烈的担忧超级人类科技，比如：潘多拉魔盒已经打开、基因编辑技术创造超级人类不可避免、对中国科学造成严重打击等等……甚至还有阴谋论。 他强调贺建奎背后一定有一股神秘的“共济会”势力试图控制全人类，科学的发展将不受控制等等……这些结论真的会发生吗？
科学并不脱离社会秩序
贸然使用不成熟的基因编辑技术来改造人类胚胎，直接产生生命，无疑是极其轻率和不道德的。 在祈祷“娜娜”和“露露”健康成长的同时，我们确实应该谴责这种行为。
然而，得出末日结论，断言人类将被科学发展毁灭或者根本无法控制科学发展，未免太过片面。 因为科学从来没有脱离过人类社会的存在，科学家和科学界也从来没有脱离过人类社会的存在。
科学的发展从社会中汲取营养，同时为了获得这种营养，它遵循社会规范或清除科学界中违反规范的个人。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科学（而不仅仅是科学共同体的自觉行为）与社会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而达成的交易。
当然，历史上一直存在个别科学家或个别小团体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违反这一“惯例”，而社会也始终面临着因缺乏专业手段而忽视监督和控制的困境。 然而，科学多年来总体平稳的发展表明，经过数百年的运行，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可以通过不断调整甚至试错来维持整体秩序。 甚至，引用哈佛大学著名科学社会学家希拉·亚塞诺夫（-）的话，科学和政治共同产生社会秩序。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贺建奎的基因编辑婴儿研究本身不可取，但最终，该研究本身并不构成完全不可控的后果。 贺建奎公布研究结果后，科学界立即提出批评，协调行动，讨论后果，这将有助于控制这个基因编辑婴儿的不良后果。 而这种自觉行动，恰恰是为了科学本身的发展而保持对社会的承诺的体现。
贺建奎参加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后讨论。
失控的研究，后果可控
有评论认为，基因编辑婴儿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甚至有网友担心“露露”和“娜娜”的基因会“污染”整个人类基因库。 事实上，正如国科耳鼻喉文章作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可能性和后果都是微乎其微的。
在进一步探讨科学与社会的“嵌入”和“交织”关系之前，我们先来详细分析一些针对这一事件的恐科学言论：
01潘多拉魔盒已被打开？
熟悉科学发展的读者可能对这个指责非常熟悉——从原子能的利用到转基因作物的开发，都少不了这个标签。 但到目前为止，“魔法盒”还没有释放出多少怪物。
神话中，宙斯送给潘多拉的神秘盒子。
首先，很多被指责的技术，比如转基因技术，根本不是邪恶的技术，不能说是创造怪物。 其次，科学界在面对具有潜在重大风险的技术时，例如与转基因技术相关的技术，总是特别谨慎。 在各种风险评估和环境监测方面投入巨额资金，有效防止技术不可控现象。
当然，有些人不同意，并指出实际使用的原子弹或其他军事技术的例子。 但无论是原子弹还是其他武器技术，关键词是武器而不是科学。 在现代科学出现之前，冷兵器也可以实现大规模屠杀。 如果没有高科技的帮助，普通枪支可以杀死卢旺达数百万人。 因此，这些案例并不能成为科学可怕的有效证据。
02 基因编辑的超级人类不可避免吗？
评论中另一个更具体的说法是，基因编辑婴儿出生后，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来改善甚至创造超级人类。
这种说法也很牵强：即使真的可以创造出超级人类，也需要超确定性的技术。 但现在，贺建奎对露露和娜娜的CCR5基因敲除使她们对艾滋病病毒免疫。 这最终能否实现，学术界仍有很多争议，更不用说需要大规模、多基因编辑操作了！
此事发生后，网友纷纷表达了对基因编辑婴儿的担忧。 但目前来看，基因编辑婴儿的扩散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舆论上都将受到限制，并且不会很快发生。
而且，即使技术上可行，其发展过程也必将受到各种社会、制度和监管因素的强烈制约。 在这里，笔者想指出，商业上可行的批量操作对人类进行基因改良，与贺建奎所做的编辑工作是完全不同的。 尽管贺建奎的工作突破了科研伦理的底线，但他仍在追求科学家的行为逻辑，即寻求科学界的认可。 这将使这项研究受到科学界的强力约束，从而基本上消除了这项研究作为人类基因改造操作商业化的可能性。
而且，如果想要改善自己的基因，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刚出生的孩子进行仍然充满科学不确定性的手术。 越多的人有经济基础来承担此类服务，他们承担这种风险的可能性就越小。
03科幻小说中的“邪恶博士”成为现实？
有读者可能会问，如果有一个“邪恶医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来操纵别人的孩子来达到他疯狂的目的怎么办？ 如果他心怀不轨，能力超凡，那岂不是对全人类构成威胁？
电影《X战警》中的反派——玻利瓦尔·特拉斯克博士（特拉斯克），创造并指挥新型特种战斗机器人追捕“变种人”。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上世纪以来，虽然这样的“邪医”在影视作品中层出不穷（涉及几乎所有具有挑战性和潜在风险的技术），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从未出现过。 这种事以前也发生过。 原因在于，科学在为社会服务的同时，也受到社会的强力控制。
回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 许多科学家认为，贺建奎的工作将对中国科学的可信度产生严重影响。 就连美国FDA局长或者NIH院长等大牌科研领袖都直接表示这种行为会对整个科学的声誉产生影响。
这确实是事实。 在科技管理层面，用“危机”来形容贺建奎的工作一点也不为过。 但既然是“危机”，处理得当也会带来机遇，就像我们遇到的非典曾经推动了整个中国公共卫生体系一样。 这取决于如何应对这样的危机。
04贺建奎事件对申请来华留学有影响吗？
此外，网上流传的一些文章提到，美国大学生命科学实验室已经开始拒绝中国学者或学生的申请，进而将这一情况视为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对中国科学产生负面影响的证据。
笔者也不同意这一点。 近五年来，笔者一直是康奈尔大学中国访问协会的主要组织者。 我知道，接待中国访问学者的实验室和客座教授，除了有长期合作的外国科学家，或者愿意得到国内导师推荐的实验室外，除了接受访问学生的实验室，或者已经是中国科学家的实验室。在国内活跃的其他旅游目的地则需要靠“广撒网”碰碰运气。
个别实验室不接受中国学者的大量涌入是很正常的。 更重要的是，中美关系的紧张，让很多以往愿意接受中国访问学者的美国教授在接受申请时变得更加谨慎。 所有这些情况都表明，海外实验室不接受中国访问学者的申请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对中国科学家的失信之间很难说有任何因果关系。
很难说海外实验室拒绝接受中国访问学者的申请与因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而对中国科学家失信之间有什么因果关系。 图片来源：涂虫创意
03科学的社会建设与社会契约
科学的发展进程会受到各种社会、制度和监管因素的强烈制约。 根据主流建构理论，科学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 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受到多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它并不是独立于其社会条件的绝对客观的知识。
多年来，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主要用来批判所谓的科学主义或科学霸权，因此受到许多科学家的反感。 但它也有积极的意义。 由于科学与社会的密切关系，对于科学来说，法律知识需要充分考虑“社会”因素（这里所说的社会，一般情况下，主要是指科学界内部的小同行，也包括整个科学界的认可（在重大问题上，科学界以外的相关社会团体也有发言权）。
最典型的例子是：一项成就之所以成为一项成就，是因为它发表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 只有在这种认识之后，我们才能认为新的知识已经产生了。
回到基因编辑婴儿的例子，我们发现贺建奎在基因编辑会议上因仅仅为提前泄露研究结果而道歉而受到广泛批评。 这种谴责无疑是有道理的，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看到贺建奎打算等到基因编辑大会上才公布自己的“结果”，直到“结果”被泄露后才诉诸媒体。 这一切的行动背后，都是渴望得到同行认可的强烈愿望。 因为如果没有同行的认可，它所创造的工作和知识（用于人类个体的基因编辑婴儿）就没有合法性。 当这些知识没有合法性时，怎么能指望它被广泛使用呢？ 这也是上面所说的。 贺建奎的研究虽然突破了科研伦理的底线，但并没有破坏科学研究的基本共识和科学界的行为。
贺建奎在第二届国际人类基因组编辑峰会上发表演讲，也渴望得到同行的认可。
我们看到，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被披露后，从贺建奎的同事到各个科普作家、科学界各个机构甚至各国政府相关部门都立即表示谴责。 这说明，面对“编辑人类生命”这样的重大是非，凸显科学界和社会一致的价值取向非常重要。 因为科学离不开社会，社会赋予了科学界从事科学研究的资源和条件。 作为回报，科学界有义务证明其行为的合法性； 当不当行为发生时，科学界有义务清理并控制其影响。 。 这种政治正确的表达并不只是例行公事。 发起这些言论的科学界领袖或活跃科学家，在凸显自身及其机构的“政治正确”形象的同时，也致力于制造符合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压力和限制行为。
生物伦理学家邱仁宗评“基因编辑婴儿”研究：研究结果不应通过媒体发布
这样，在基因编辑婴儿这样的重大科学事件中，科学界寻求外部认可和科学界内部同行认可，以实现知识的合法性，并将两者统一起来。 换句话说，即使有个别科学家在精神上会认同贺建奎的做法，但由于对外部价值观的认可内化为科学界同行的知识认可，这些科学家也不得不克制自己想要抄袭的冲动。并关注贺建奎的行为。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问，贺建奎多次强调，项目经费来源于个人和机构对其基础科研业务（不限于具体研究）的资助。 既然如此，他又何必在意别人的认可呢？ 如果他不在意的话，一些疯狂或者突破底线的行为怎么可能被科学界所控制呢？
否则！ 现代科学研究早已告别了小作坊时代。 没有昂贵的设备、广泛的合作、以及各种社会支持，根本不可能顺利进行。 通过贺建奎在基因编辑大会上的复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下，虽然个别科学家可以做出一些不被科学界所接受的研究或技术，但其技术的可用性（需要反复验证）和社会推广仍然依赖于科学界成员的认可和共识。 。 不久前还被广泛唾弃的韩春雨开发的“诺贝尔奖级别”的基因编辑技术就是对此的最好说明。
在科学界内外纷纷谴责的情况下，是否会有外部投资者认可基因编辑婴儿来投资这项技术，支持其反复试验或改进流程，甚至广泛应用？
04呼唤科学善治
总之，笔者认为，突破科学研究底线的基因编辑婴儿研究的后果总体是可控的。 通过探讨科学与社会相互依存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底线已经被突破，但可怕的结局还没有到来——科学界将纷纷发声，一边凸显其政治正确性，一边形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和广泛的压力，使科学界的行为能够满足社会的期望。
事件发生后，科学界纷纷发声，批评贺建奎的行为。
这样做很重要，但仅此还不够。
落实科学造福社会，弘扬社会主流价值观，约束挑战主流价值观的科学行为，需要各级良好的科学治理。 这种善治需要制度的力量来保证科研伦理真正得到每一位科学家的尊重。 还需要体现科学界在处理危机时的勇敢精神和谨慎负责的态度，而不是先想着推卸自己的责任。 干净的。
这种善治需要对科学家进行约束，但同时也不是简单地“将刑罚引入研究”，用刑事手段来惩罚行为不端的科学家。 实现这种善治，还需要将鼓励科学家自由创造、为自由创造提供条件与对科学家行为的约束有机结合起来。
虽然基因编辑婴儿的极端案例已经发生，但利用这个案例来梳理和推动相关治理，对中国科学界来说将是因祸得福。 （编辑：由纪）
作者名片
